如果公示度较低，即便是在法律上恢复了信用，但事实上的市场交易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的机会仍不能有效增加，因此需要借助公示手段实现公信目标，进而保障其合法权益。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社会中，承担孝道义务的主要是男性子孙以及他们的配偶，享受孝道的主要权利人则是男性尊长。（二）传统价值与现代观念的张力 家庭之于中国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要尊重中国人重视伦理亲情的传统，认可扩展家庭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要尊重人们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对界定宪法中的家庭概念和家庭规模保持适度开放性，进而在未来立法中认可新的家庭形式。上述两种认识对于第49条的基本属性和规范宗旨都存在一定的盲点和误区。1、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的内涵 对于此处父母的理解除了包括生父母、继父母和养父母，还需要适当考虑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比如，为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而出现的代孕、妇女借她人的卵子或者胚胎怀孕生产等诸多新的现象。各家庭成员虽然各自组成核心家庭，但是这些家庭彼此之间并没有切断联系。2、成年子女有赡养和扶助父母的义务的内涵 这一规定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孝文化。
其一，该观点对于制度性保障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其古典意义层面，忽略了制度性保障作为一项理论的新发展。比如，婚姻虽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再是人们形成家庭的唯一方式。前者是宪法给立法者划定的基本权利限制上限，而后者是宪法给立法者划定的基本权利保护下限。
适合性原则要求国家的（部分）不作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即立法者未对胎儿生命权提供更多的保护，必须有利于父母自主决定权的行使。其二，被保护人权利受到威胁的紧迫性和遭受实际损害的可能性。第二，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不得给基本权利主体带来过度负担，即对基本权利主体而言，必须具备期待可能性。若不具备期待可能性，则立法保护程度无法达到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划定的保护下限，进而应被视为未履行保护义务。
其三，不同于限制自由，生命的灭失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征。其二，堕胎行为对胎儿生命权的威胁几乎必然带来实际损害，威胁明显具有紧迫性，无意识的胎儿完全处于一种无知和无助的状态，根本不具备回避和自救的可能。
（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宪法文本中存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规范依据，如果该原则所依托的保护义务功能可以被视为防御权功能的一种情形，依托于防御权而存在的比例原则，就可以涵盖依托于保护义务而存在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为审查立法者履行的保护义务是否达到了宪法要求，德国学者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禁止保护不足的概念。反之，如果威胁尚处遥不可及的状态，或者带来实际损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立法者则不必采取保护措施。正基于此，防御权功能并不考量国家的侵害行为对基本权利主体而言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可回避性，也不考量基本权利主体自我保护的可能性，保护义务功能却不同。
如果两项原则在个案中合并为一项新原则，将无法顾及两种基本权利功能的位阶差异。如果考量期待可能性时还要对冲突的法益进行权衡，则又会出现参照比例原则建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时遇到的问题，即两项原则的双向约束导致立法决策空间过于狭窄。如果立法者针对一些强度不大的威胁或损害也提供高强度的保护方案，不仅会不必要地增加立法和执法成本，也可能违反比例原则而不正当限制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参见姜昕：《比例原则释义学结构构建及反思》，《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第54页。
既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正是要求国家采取有效的保护方案，那么比例原则已经涵盖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内涵。与之不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中的最低保护要求是宪法设定的门槛，这一门槛对于履行特定保护义务的立法者而言是固定不变的。
[20]施特恩认为，在基本权利产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不仅涉及限制的最高限度，也涉及保护的最低限度。仅当存在极端情形，如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对立法者的保护方案提出极高要求，立法者的决策空间才可能被限缩至零。
1.保护义务功能无法被防御权功能涵盖 有学者认为，既然国家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当公民权利遭受第三人侵害时，国家就有义务提供保护。[4]关于保护义务的讨论，参见郑贤君：《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第35页以下。[32][日]大冢仁：《刑法论集（1）》，有斐阁1978年版，第240页。这就意味着，在具体个案中，即使被保护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威胁的存在，甚至被保护人尚未出生或已经死亡，合宪性审查主体也完全可以基于理性旁观者的视角，对立法者履行保护义务作出客观的评判。例如，从规范层面上看，宪法对生命权提出的保护要求，未必总比隐私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更高，但立法者通常会对生命权提供强度更高的保护方案，这是民主决定的结果，而非宪法的要求。[36]参见陈征：《第二次堕胎判决》，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例如，宪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例如，若德国刑法未在原则上禁止堕胎，而是规定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堕胎合法，那么其对于胎儿生命权的保护就存在部分不作为，这部分不作为的主要目的是尊重父母的自主决定权。
当存在基本权利冲突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与比例原则共同约束立法者，比例原则给立法者留出的目标设定空间，将被禁止保护不足原则限缩。[33]参见前引[7]，陈征文，第162页。
谢立斌：《自由权的保护义务》，《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页以下。（4）狭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总之，扩展比例原则的内涵会导致比例原则不堪重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限制国家权力和尊重公民权利的初衷。这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否定了第一种模式对目标正当性的建构思路。[1]传统理论认为，禁止私人间的权利侵犯与宪法并无关联，仅涉及在法律层面采取保护措施。虽然来自第三人的侵害在强度、紧迫性等方面，可能与国家侵害无异，但国家行为与私人行为仍然在垄断性、强制性、可回避性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3.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能与比例原则合并为一项新原则 在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中，立法者在保护一方基本权利的同时应当兼顾另一方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比例原则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可以合并为一项内涵更为丰富的原则。[9]该案中，法院认定堕胎行为涉及父母的自主决定权与胎儿生命权的冲突，认为只有当立法者通过制定刑法从原则上禁止堕胎时，方可满足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要求，充分有效地履行对胎儿生命权的保护义务。
晚近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国家相对社会个体而言早已不再是唯一的强势力量。在此，立法强制分娩会威胁到孕妇的生命权，意味着在防御权的面向上不具备期待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基本权利的教义学就是立法形成空间的教义学。1977年，时任德国工业协会主席施莱耶被恐怖分子绑架，他们要求德国政府释放在监狱中服刑的十余名恐怖分子，以此作为交换人质的条件，否则将杀害人质。
有效性原则和狭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要求，与第一种模式基本重合，因而均面临相似的问题。就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言，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应将下限划定为宪法容许的最低保护要求，而不应大幅度限缩比例原则给立法者留出的目标设定空间。[28]只要立法者采取的保护方案最终能够达到宪法所要求的保护程度，则可以认定立法者履行了保护义务。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作为宪法给立法者提出的最低保护要求，限于对被保护人期待可能性的审查，既能够确保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发挥应有作用，又能充分尊重民主立法。
[7]然而，在保护义务方面，如何判断立法者对名誉权的保护措施是否达到了宪法要求，能否仿照比例原则建构出一项新原则，以及如何确定这一原则的适用标准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
至于立法目标的实现程度是否达到宪法要求，比例原则并不涉及。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假设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至少在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中，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将不具备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宪法的任务，仅限于通过限制公权力的滥用，维持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整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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